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17条均对委托行使权力作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对后者限制更严。
晚近以来，法学另有一新方法研究，因之法家遂有一新宗派发生。伦氏相信自然状态及社会契约之说，对于死刑未下断语，惟反对残酷之刑罚。
如果再不能解决时，他便集合一般头领、长者商议，众人的决议，便是他的判断。在欧洲，可称普芬道夫、波蒂埃和萨维尼为法学家。还有一些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是一国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的组成部分。[3]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格老秀斯就认为：夫人类诚属动物之一，然万物之灵，莫过人类，人类之别于动物，较任何动物间之差别为甚，此可以人类之特殊行动证之。盖飞氏系论人类所应为，而孟氏所述则为人类所已为。
‘法这个名词（在语源上）由‘拘束一词而来，因为人们受法的拘束而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径。[18]孟德斯鸠此段精确论述表明，我们在研究行政法学本土资源的范畴时，必须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哲学问题，即一个实在法的背后隐藏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形式，而这些关系形式是决定实在法格局的东西。论价值之轻重，它们各擅所长。
据亨利•梅因爵士考证，古代刑法与侵权法渊源颇深，或者说它就是从侵权法中分离出去的法律[7]。不可否认，宪法规范无具体惩罚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了它对刑法的控制关系。这说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宪法的立场和态度。根据上述的理论推导，宪法约制刑法的理由不再是其最高的权威和效力或是由隐藏在宪法背后的某些特定的政治势力所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已经进入了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时期，一种不可逆转的政治潮流正在生成并且处在了上升通道之上。
所不同的是，在推行宪政体制的国家里，他们对于宪法之虚采取了一系列变虚为实的措施，或加强了宪法对社会法律生活的监控力度，或直接让宪法进入司法操作程序，使宪法的纲领性原则变得具有鲜活的、可以被直接援用的生命力。（2）被立宪者赋予了最高效力。
上述的这些做法不可能对后世会没有任何影响——礼在法之上，如同宪法在刑法之上。明确了刑法的公法性质，不仅能够理顺各种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利于宪法从同一个管道里对刑法进行约制。相比之下，宪法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历史的长度当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时间跨度之大在二者间形成了巨大的历史隔膜：刑法的正当性源于国家强权，说明刑法应由国家完全控制。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宪法约制刑法的学术观点，却因为学界未能从宏观理论方面对此展开系统的研究，使得这一命题因为欠缺了必要的理论推导，仅以口号式的片段流行于世。
可见，在两个法之间，它们都有从对方的身上获得自己一方所需要的利益，并以此保证了彼此关系的稳固性与可持续性。司法公安人员应当树立以宪政思想作为法律信仰的基础之观念，在政府政策与宪法规范发生矛盾时，自觉地向宪法看齐，确保法治生活多元而又高度的统一。因此世界各国通常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强实现宪法价值的直接方式——将宪法内容直接导入司法程序，使之规则化。而从确保法律效率而论，取第一个看法可能更接近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
但在公权力的全面渗透下，几千年来它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投进了公法的怀抱。其成因一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把宪法看得有多么权威和有效——在一个不相信宪法权威的国度里，宪法对刑法的控制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语），因此说宪法是政治法是有依据的。所以，刑法的存在有利于保持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
相对于宪法而言，也许是因为刑法的生成年代过于久远，使之具有极强的独自生存能力，即便是在没有宪法围护左右的情况下，它也能够发挥出一定的功效。美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乔尔•范伯格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其名著《刑法的道德界限》一书中，提出了运用限制自由原则或强制合法化原则的道德准则来制约刑法的主张。宪法与刑法之间的这种虚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密切相关。反之，离开宪法的日子，刑法的发展方向将变得迷离和无所适从，其价值作用甚至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当个体公民作出有损他人或整体社会利益的行为时，刑法对他的惩罚就是在维护人民的权利但是整体上而言，作为一个承载了复杂意义的历史事件，近年来关于晚清立宪运动的研究却更多地流于制度史的史实叙事，或具体事例的背景性阐释。
其竟无善耶，则宪政必不立，而吾国必亡。而异化的发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跨语境实践，二是词语滥用。
书中论述了与近代中国宪政发展存有纠葛的宪法、民主、民权、科举、议院、训政、文治和立宪国等九个关键词。这是近年关键词研究方法渐兴以来，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论作。
于是，置于转折点上的发展或变革，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一种向传统找寻现代资源的倾向，以接续历史。当时人们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晚清朝野在应变对策上，每随外患日甚而产生一种新的认知，从海防不修而追求稳固海岸线，鸦片战争失败而追寻坚船利炮，又知自然科学的功用，最后归结于政教修明方可根本上实现退虏和送穷。
因为这从根本上关乎彼时政治和知识界精英所固守的政制和思想观念。结果在清朝野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梁启超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描述，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壹学界对晚清立宪运动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论调，而这要是提早三十年则定会引发轩然大波。华夷之辨的一个方法论表达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中国一方面要逢迎西方世界的现代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对域外新观念的贯彻和落实又被要求冠以特殊性的话语，以此保证与传统的文化和政教进行历史性的衔接。
在晚清士人看来，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周边异姓民族侵犯甚至入主中原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摧毁华夷框架下的中国文明体系。肆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自我封闭，与之相对则有两次开放。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以一种国家行为的方式来整合资源以图国运兴继的运动。两次封闭都出于自我的主动，但开放则是对这种自我的反思和冲破，使得这种开放有着很浓厚的被迫意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中体西用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开启了学习基础制造业和西方自然科学的里程。先民政教中，其犹有善因耶，则宪政必立，而吾国必强。
且并不系乎今日之国民，实系乎先民之政教。中国宪政史的观念意义被轻视了，换句话说，作为近代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晚清以降的立宪运动并没有规模性地成为一个思想史事件，从而对我们在多种视角下认识和评估其历史和政治意义提供智力产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缺失了对主宰观念发生发展的思维模式的追究和清算，即使我们能够还原宪政关键词的本来面目，却依然无法激活近代中国宪政史的当代意义，依然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词语和观念的异化。作者指出，关键词研究在于厘清词语异化所导致的意义混淆或思想变形。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晚近三十年来思想界的诸多论争，还是1840年代以降七十年间的历次论战，都是对此种逢迎与衔接的痛苦回应。这是一段很有意味的时论，这里投射出两个紧密相连的观念，一为制度主义进路的晚清宪政与追求国家富强之间的逻辑关系，二为它所揭示的传统中国政教之间的伦理或映射关系，也就是说技术、制度等与学术或知识之间的伦理或映射关系。